传教士福开森:影响历史走向的“通”
来源:未知    发布时间:2017-12-09   次浏览   大小:  16px  14px  12px
从晚清到民国,一班儿新教传教士,有好些都是精力过剩之人,他们对的事儿,掺和得也很深。人们熟知的,有李提摩太、林乐知、慕维廉、丁韪良、李佳白一干人等,以及后来居上的司徒雷登,但是还有一个人,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忘记,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福开森(J

从晚清到民国,一班儿新教传教士,有好些都是精力过剩之人,他们对的事儿,掺和得也很深。人们熟知的,有李提摩太、林乐知、慕维廉、丁韪良、李佳白一干人等,以及后来居上的司徒雷登,但是还有一个人,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忘记,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福开森(Johu Calvin Ferguson)。

说起来,这个人跟司徒雷登一样,原是来办学的,南京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就是他创办的。后来,还应盛宣怀之邀,担任了南洋公学的学监,南洋公学能有那么大的名气,跟他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。上海滩跟《申报》齐名的《报》,也是在他的手上才成气候。但是,福开森在办学、办报的名声,远不及他对政务的掺和。甚至可以说,在某些历史拐点,如果没有福开森,历史的走向可能会很不一样。

福开森的祖籍是加拿大,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。生于新教牧师之家的他,在波士顿大学毕业之后,顺理成章地成为派往的传教士。当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,热爱文化的不少,但像福开森这样,不仅学了一口南京腔的话,而且能阅读、书写文言文的,确实比较少见。他有多部汉学著作,对的文物也颇有研究,虽说里面有专家掺和的水分,但说他是汉学家或者东方学家,并不过分。

能做到汉语的四会,且精通如士绅,给福开森参与洋务和政事,提供了绝好的条件。当年,福开森跟洋务官僚沟通,没有任何障碍。无论是北京话还是上海话,他都听得懂、讲得来。聊起文玩清供,或者到琉璃厂淘书,他都门儿清。这样的洋人,没法让人不喜欢。李鸿章麾下第一号洋务干将盛宣怀跟他是至交,而在洋务大员中显得有点保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,也对他有充分的信任。

1898年,上海法租界错综复杂的四明公所纠纷,迁延十几年都没有解决,事儿越闹越大,刘坤一居然委派他做方面的委员来处理此事。经过他的居中调解,事儿竟然奇迹般地被摆平了。他的处理方案,法租界、公共租界以及宁波商人和刘坤一大体都能接受。因此,上海的法租界,就多了一条福开森路(今天的武康路)。

更神奇的事情,发生在两年后的1900年。这一年,闹起了义和团。西太后被戊戌政变后的形势弄昏了头,居然相信了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抵御洋人,于是,颁布诏书跟所有西方国家宣战。

此时,南方的督抚们,打心眼儿里不乐意跟着朝廷走。但是,让他们公然违抗圣旨,也是有相当难度的。如果犹豫不决,跟西方又没有沟通,双方一旦擦枪走火,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就在此时,福开森出来了。

他先是跟西方驻沪的领事馆取得联系,表达了可以为双方沟通的意愿。而此时,西方各国在南方、尤其是上海的利益大、人员多,而且八国联军用兵的重点是在北京,暂时无暇南顾。所以,西方各国的领事也希望与南方督抚和平相处。这个意图,通过福开森,首先传递给了盛宣怀,而盛宣怀迅速将此意电告刘坤一和张之洞。张之洞和刘坤一幕僚中的若干江南士绅,如赵凤昌之辈,闻讯后极力促成和解。两广总督李鸿章,干脆就认为所谓的“宣战诏书”是矫诏。

就这样,福开森和上海道余联沅,再加上盛宣怀,在上海与西方各国领事签订了人称“东南互保”的协定,后来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加入进来。于是,整个东南,包括大清海军,都不接受宣战,与西方相安无事,避免了东南的糜烂。

在东南互保的过程中,福开森不仅穿针引线,居中调和,而且是刘坤一和张之洞的代表。这件事儿,无论后来历史说它是功是罪,福开森都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到民国成立,福开森又成了袁世凯的顾问。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,是当时挽回权益最多的一次会议。在这个会上,福开森是政府的正式代表之一。

如此深度参与政事的福开森,其实不喜欢大清的官场,他更喜欢跟文人打交道。平时穿长袍马褂,足蹬千层底的布鞋。盛宣怀给他捐了三品的顶戴,他从来不穿官服,即使在南洋公学的开学典礼上也不穿,他穿上一身美国的学士袍,会在方帽子上缀上清朝顶戴上的蓝宝石。整个官场的行头,他只觉得那颗蓝宝石还差强人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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